《黔之驴》是唐代文学中的名篇，因“黔驴技穷”的成语而变得家喻户晓。季羡林先生考察了印度民间文学以及伊索寓言、拉封丹寓言中的同类型故事，指出驴披虎（狮）皮故事的传播范围遍及世界各地，柳宗元的寓言故事并非独创。陈允吉先生将其故事来源追溯至《佛说群牛譬经》等佛典，李小荣先生又在敦煌道教讲经文稿本中发现了类似的故事。本文试图引入自然史的视角，在欧亚非交流的大背景下，考察“黔之驴”这一文学形象的生成与物种驯化迁徙、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。

一、“蠢驴”的意象：印度还是希腊起源？

18、19世纪，随着对印度语言文化的广泛了解与深入研究，欧洲殖民者发现了古印度与欧洲在语言、神话、人种等方面存在亲缘关系。由于这一文化“他者”的出现，欧洲知识界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扩充与改观。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新学科的兴起，如比较语言学、比较宗教学、比较神话学等。在民间故事领域，本菲（Theodor Benfey）基于对《五卷书》的翻译与研究，提出了大多数欧洲民间故事都来自印度的理论。然而，有关驴的一组故事到底是源自希腊还是印度，却产生了争议。

韦伯（Albrecht Friedrich Weber）指出“蠢驴”原型不见于印度传统典籍，应是希腊观念的产物。本菲考察了故事产生的时间，也认可希腊起源的可能性更大。但仍有学者持印度起源说。为解决这一分歧，除了从故事的内在逻辑与产生时间来考虑，另一项可资参考的因素是驴这一物种的驯化与迁徙路径，由此来辅助判断故事的源流发展。

二、埃及、近东之驴：骆驼被驯化之前的“沙漠之舟”

目前学者们大都认可：大约在公元前四五千年，驴最早驯化于非洲东北部。考古工作者在黎凡特南部（今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约旦一带）也发现了家驴的踪迹，时间上与非洲家驴接近甚至稍早。尽管野驴的足迹曾遍布非洲、欧洲与亚洲，但目前遍布世界各地的驴子，其祖先几乎都可追溯到非洲东北部、近东一带。

在广义上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近东地区，家驴在农业与商业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，墓葬与壁画中都可看到其身影。野驴主要生活在干旱的沙漠，习惯于缺少水源、植被的环境，忍饥耐渴。由此，驯化后的驴可长达三天不喝水，在缺水30%时还继续工作——饮水需求仅高于骆驼，进食量只有马的四分之一，耐粗饲。尽管驴经常超负荷载重，但很少生病，生存能力极强，寿命是马的两倍。这就使得被驯化后的驴主要用作沙漠驮兽：穿行于尼罗河谷，往来于埃及、近东之间。在骆驼被驯化之前，驴才是“沙漠之舟”。

乌尔皇家旗，公元前三千年的苏美遗物，目前收藏于大英博物馆。有学者认为镶嵌画上的马车由一组某种马科动物拖拉，可能是野驴或家驴，因为马在公元前2世纪之后才由中亚引入。

然而，驴的故乡在沙漠，对居住在尼罗河谷的埃及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地方。这使得驴的形象带有双重性，或者说，家驴代表驴身上积极的一面，而野驴代表了消极的一面。中王国时期（约公元前2000年至前1700年），驴与沙漠、异乡之神塞特相联：塞特有时候会表现为驴首人身。第三中间期与末期（约公元前1000年至前400年），埃及屡遭异邦入侵，作为异乡之神的塞特逐渐被妖魔化，驴也跟着被丑化。此外，随着公元前2千纪中期马被引入埃及，参与狩猎、战争与仪式活动的马主要作为地位的象征，与从事农业、运输杂役的驴构成鲜明的对比，驴的形象变得更加卑下。

埃及第六王朝（约公元前23-22世纪）的驴队壁画

三、希腊之驴：来自“东方”的他者

据说希腊的驴是从非洲引进的。从词源看，希腊语的驴是ὄνος，拉丁语asinus，法语âne，德语Esel，英语ass，可能都来自苏美尔语的anse，不是印欧语系原有的词汇，而是借词。因此有学者提出：驴及其名词早在骑马的印欧人到达之前就已分布在地中海、黎凡特、安纳托利亚（今土耳其境内）地区。一般认为，马的驯化是在黑海、里海以北的欧亚大草原，而这一地区同时也是原始印欧人的故乡。有学者在探讨词源时强调：马是印欧主人理想的坐骑，而驴属于安纳托利亚、地中海地区人群。希腊神话中与驴相关的传说，也透露出驴的“东方”身份。来源于亚洲西部的驴神马西亚斯，被阿波罗杀死并剥皮献祭。弥达斯由于更喜爱潘神的芦笙而被阿波罗安上了驴耳朵。弥达斯受到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青睐，狄奥尼索斯骑驴且爱驴。骑驴的西勒诺斯是狄奥尼索斯的朋友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：驴是所有动物中唯一不是遵循和谐原则创造出来的。

公元前5000年左右苏美尔牛头竖琴上的驴奏竖琴图案

《伊索寓言》中有十几个关于驴的故事，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远胜印度，驴的形象也更加多元。其中，一个情节类似的故事是“驴和狮子皮”：驴披上狮皮吓唬众兽，狐狸因听过其叫声而看破其身份。其余有关驴的故事大体可分为数类：

一、驴和马、驴和骡、野驴和家驴的对比。在《驴和马》中，“马得到主人细心喂养，饲料丰富”，而驴“连麦麸都不够吃，还要忍受种种辛苦”，后来战争爆发，马在战场上“冲锋陷阵”“受伤倒下”，驴才心理平衡。

二、驴的奴役身份与负重挨打。在《驴和种园人》中，驴“食料少，活儿重”，先后隶属于种园人、陶工与鞣皮匠。

三、驴的无知自大，如《驮神像的驴》等。

四、驴的嘶鸣，如《狮子和驴》等。

五、驴的踢踹，如《驴和狼》等。

后两类故事强调驴的生理特征：高声嘶鸣，同时以两条后腿踢蹬。前三类则体现了驴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。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，驴与马相对，分别代表着低贱与高贵、迟钝与迅捷等意涵。对希腊人而言，驴既是来自东方的外来物种，又象征着文化上的他者，在日常生活中从事卑贱的工作，因此适于充当奴隶阶层的代言人，且被赋予无知自大的标签。在罗马小说《金驴记》及其希腊源本中，主人公从一位贵族青年变形为一头受奴役的驴，正是这双重视野赋予了小说强烈的讽刺意味与颠覆性力量。主人公的文化身份也极为复杂：祖籍可追溯至阿提卡、柯林斯、斯巴达等著名的希腊城市，童年时期会说雅典语，又在罗马学习拉丁文化，最后因敬奉埃及女神爱希丝而重返人身。或许从中也反映了驴的文化身份的多元性。

四、战场疑兵：斯基泰人不识波斯驴

据希罗多德《历史》的记载，在波斯大流士（Darius I，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三任国王，于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486年在位）与斯基泰人的战争中，驴起到了关键作用。由于斯基泰人境内寒冷，不产驴，战士及其坐骑马都不认识驴。在战场上，斯基泰骑兵所乘的马匹一听到波斯驴叫，吓得掉头就跑，或者竖起耳朵呆立。大流士在撤退时，将驴留在营地，以布疑阵。由此可以推测，在公元前5、6世纪，波斯境内已经有大量的驴，才能将驴投入战斗。而对生活于欧亚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来说，驴则是一个新奇物种。

五、染上种姓色彩的印度驴

梵语中驴被称为khara和gardabha，词源不明朗。khara或许与阿维斯陀语ḥaro有关，而gardabha的古印度雅利安语形式garda与达罗毗荼语gāṛdi形似，源自中亚或西亚。与埃及、希腊的情况类似，“驴”在印度也有“他者”的象征义。《白夜柔吠陀》里，驴子与狗属于罗刹。在印度文化中，罗刹一般与非雅利安人、或不遵循雅利安人所确定的吠陀祭祀规范的族群相关，代表着与雅利安人相反的一些特性，如灾祸、死亡。婆罗多梦见父亲十车王乘驴车奔向南方，预感父亲已经丧生。在印度教体系中，驴一般是带来祸患的神祇的坐骑，如灾祸之神泥洹底、凶暴女神匝门支、瘟疫女神悉达拉等。

在法论典籍里，驴与贱民阶层相联。《摩奴法论》规定：旃荼罗的财富是狗和驴。故事中驴的主人经常被设定为洗衣匠。在泰米尔地区，洗衣匠被认为比贱民还低贱。贱民意味着不洁。驴自身不洁，所有相关物（包括尿液、粪便、声音、扬尘）都不洁，不可被接触。因此，婆罗门不可骑驴或乘坐驴车，在驴嘶时不可念诵吠陀。不洁又意味着凶兆。驴嘶与呈现出驴形状的云、或颜色像驴般灰黄的云，都预示着灾祸。因此，在印度的一些干旱荒漠，驴尽管可以作为物美价廉的运输工具，却不大受欢迎。

印度的这组关于驴的故事，还有一个突出特点，即强调其爱欲旺盛。这当然与印度文化中刻意规避爱欲的危险有关，但另一方面与驴的生理特征也不无关系。梵语中驴的两个别名cakrīvat（有轮）、ciramehin（长泄）都强调了其生殖器官。虽然《伊索寓言》对此未置一词，但在希腊瓶画、庞贝壁画上都有一些驴的猥亵形象。在希腊神话里，驴是献给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的祭品。

与其希腊同类相比，印度驴更朴实、蠢萌，不像希腊驴那样自高自大，以为敬拜自己所驮神像的众人是敬拜自己。它之所以披上狮皮或虎皮，皆因其主人所为，目的是省掉喂驴的食料。印度驴的社会地位卑下，个性也是忍辱负重，行为受爱欲本性驱使，其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匹配。

六、丝绸之路上的驴与汉地的文人传统

驴非中原所产，而是来自西域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指出：“自秦以上，传记无言驴者”“大抵出于塞外”。段玉裁认为“驴”字为秦人所造。这可能得益于秦与西北诸民族的交往。汉武帝经营西域后，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频繁。《盐铁论·力耕》谈及：“夫中国一端之缦，得匈奴累金之物，而损敌国之用。是以骡驴馲駞，衔尾入塞；驒騱騵马，尽为我畜”。驴成为重要的交通转运工具。

马速快，适合充当坐骑或拉马车，或驰骋于要道，或杀敌于疆场。驴速慢、耐力好，往往在崎岖不平的山地转运盐粮等物。马与驴构成一对互补又对立的文学形象。贾谊在《吊屈原赋》中言：“腾驾罢牛，骖蹇驴兮；骥垂两耳，服盐车兮。”汉灵帝偏好驴车，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颇有微词：“夫驴乃服重致远，上下山谷，野人之所用耳，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？”由此可见时人对马、驴的阶层分野的认识。对于文人来讲，驴、马的易位，几乎成了怀才不遇、英俊沉下僚的象征性套语。

《东阳夜怪录》里，化名卢倚马的黑驴自称“前河阴转运巡官”，颇有自怀身世之语：“旦夕羁（饥）旅，虽勤劳夙夜，料入况微，负荷非轻，常惧刑责”。与高大迅捷、达官贵人才能负担得起的马相比，驴平凡普通，与潦倒贫士、穷措大为伍。但正是这种卑微，赋予了驴一种源自边缘化位置的反叛性力量。在后汉至西晋，学驴鸣甚至成了名士风度的表现。唐朝统治者锐意开边，马匹多被用于边疆战备，低阶朝士与百姓只能骑驴。科举高第者则可以跨马游街，故贾岛发出感慨：“少年跃马同心使，免得诗中道跨驴。”但科举取士，得意者少，失意者众。对后者来说，骑驴的意象既有自嘲的意味，也有几分隐逸的风骨，如李洞《过贾浪仙旧地》诗云：“年年谁不登高第，未胜骑驴入画屏。”骑驴成为失意文人自觉的身份标识，也寄托了其孤高自诩。

柳宗元塑造的黔驴形象独具特色，既有佛教故事的影子，也有寓言体裁带来的鲜明风格。开篇“黔无驴”已透露出驴的外来起源。《朝野佥载》里记载杨炯称朝官为“麒麟楦”：“今餔乐假弄麒麟者，刻画头角，修饰皮毛，覆之驴上，巡场而走。及脱皮褐，还是驴马。无德而衣朱紫者，与驴覆麟皮何别矣？”尽管一般认为《黔之驴》寄寓了柳宗元对当权者无德无能、虚张声势的讽刺，但陈洪先生指出：《黔之驴》同情驴的遭遇，表达“不出其技”、全福远祸的思想。换言之，柳宗元笔下的黔驴形象，融合了佛教故事传统与当时文人对驴的普遍认同心态，说是文人的自况、自戒亦无不可。

唐墓出土的唐三彩驴俑

七、动物在人类生活经验中的多重面向

动物在人类生活经验中有多重面向。首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，动物的生理性特征往往体现于虚构故事作品中的文学形象。

在民间故事里，驴的叫声、大耳朵、倔脾气、踢踏的方式，都被观察得细致入微。但在文人化的诗作里，这些外在特征几乎都被抹平，突出的是其象征含义，充当符号与语言系统中的符码，具有隐喻义。此即动物在人类经验中的第二重面向，其所处的结构与语义场非常关键。驴与马经常成对出现：相较于马的“高贵”，驴更接地气、平民化。这一对比甚至延续到当下，如“宝马”与“电驴”的命名。而流行一时的“驴友”风潮，或许也延续了古人骑驴入山、寻访诗思的传统？

由于驴的文学形象的丰富性，还可借此管窥民间传统、文人传统与宗教传统的相互关系。在印度，驴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动物，却极少出现在梵语古典诗歌、戏剧中。而中国的情况不大一样，楚辞汉赋、唐宋诗词、乃至文人画中驴的形象颇不少见。驴在《圣经》里的形象大体是正面的，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节日上多有驴的身影，但往往带来戏谑的效果。这大约是驴的近东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之间的撕扯。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学者来说，驴以微薄的食物维生、勤苦劳作、头脑单纯，与他们的书斋生活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映照，其大智若愚延续了《圣经》中智者的形象。